王小鲁/文

一

电影院在这个暑假期忽然重新活跃起来。最近，笔者在西宁参与了FIRST电影展，在电影院又看到了很多新人新作。映后的现场交谈和聚会，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发表自己的想法。电影院在疫情之后，忽然又焕发了一种真实的活力，你能感觉这次不是被强行点燃起来的气氛，而是因为好作品带动起来的热烈的观影氛围。虽然在疫情前后我们做过很多悲观的预测，对于电影表达的被遏止表示过自己的愤怒，但从今天来看，电影院似乎不可阻挡地在复苏。

(相关资料图)

笔者曾发明一个概念叫做电影院精神。只要电影院能够常规化存在，保持正常运转，那么人们的精神活跃度就能维持在一定水准之上，也意味着我们的精神土壤仍然能够保持某种松软状态，无论其他参照物处于什么发展程度。电影院是社会文化活跃度的重要指标，因为电影是一个公共性极强的事物，经由对它的言说和文化行动，能够保证社会交流和观念传播的效率。当下流行将电影看作媒介，电影则是具有特殊优势的媒介。电影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能将我们置于一体，同在感中。

我们可以在电影中观看时代精神。当我们在观看《消失的她》这部电影以后，评论家在批评其不合理的戏剧性设定的时候，一种十分尖锐的声音逐渐散发了出来，这是以前不常见的角度。影片将杀人悲剧归结为男主角的贫穷所带来的人格缺陷，影片中凤凰男对富家女的财产进行觊觎。在十几年前，这其实是某种合法的标准叙事，嫁女要嫁门当户对的人，但本片却在当下的时间节点被批判为价值观反动。将悲剧归因于男性的贫穷，这完全不符合当下的政治正确。今天的气氛与十几二十年前市场主义的时代全然不同，那时候人们更加认同资本的强硬逻辑，今天的人们则更加犀利地剖析文本中所潜藏的这类价值观设定。

去年杨荔钠的《妈妈！》上映，有一些评论者对于影片中所表现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精致的日常生活表示不适。有些人认为，这部影片中所展现的生活富裕程度远远高于知识分子的真实状况。但他们的潜台词也许是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是不可以安于享受这种精致生活的，导演热衷于去展现这种更高阶层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正确。

杨荔钠导演的《少女与马》是一个纪录片，它放映的时候也被人认为，片中所表现的有闲阶层的生活，让本片不能与一般人产生共情。导演非常不理解这种做法，她认为所有的生活都是生活，都有被表达的价值。

我们似乎重新回到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语言系统和辩论的思路！在今天，很多人也在调整自己的观点，舆论场域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思考问题时的位置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自己长期居住的地方，身体会发生穿越，穿越到西方的某个发达资本主义的城市，因为我们都曾经旅行到过那里，见过那里人们的生活，听他们倾诉过他们的快乐和痛苦，于是思考问题时的立足点就变得多元了起来。

数年前，当我们从一些流行的国内影片文本和国际文本（比如《燃烧》、《寄生虫》）中解读出阶级叙事的重返，那时候例证似乎并不是很多。现在，这种叙事倾向，则成为当下电影文本中的普遍存在了。

阶级结构在影响我们的情感方式和人物命运。王宝强导演的《八角笼中》，将一个关于阶级流动的故事讲述为一个励志故事，但他最基本的叙事仍然是阶级的叙事“生如野草，不屈不挠”，他们坚韧不屈的行动下也有关于命运的悲情。“格斗孤儿”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越努力越艰辛，对于社会和阶级差异的控诉其实就越强烈。这部电影中使用了一个叫马虎的演员，他来自于前几年流行的纪录片《棒！少年》中的真实人物。他们的悲剧命运中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的原因。

这次FIRST影展我观片不多，偶尔看到一部叫做《苍山》的电影，一个学音乐的男孩，母亲从山东某县城来到了上海做钟点工，供养他进行艺考。她曾经与一个作为艺术家的顾客，彼此产生过短暂的隐约的好感，但当她坐在艺术家的餐桌上，听艺术家和朋友们谈论的高雅艺术活动时，她毅然中断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她回到家乡，家乡已经改名，前夫也决定离开这里，她的故乡回不去了。

在一些电影的场景中，我们十分强烈地感觉到了阶级的沟壑，对于人性尊严的伤害。经由电影所发生的论争和思辨，显露着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在很多文本中看到了某种相对一致的倾向性，比如说对于阶级的敏感。它一定不是来自于纯粹的思想逻辑，而是来自于生活的经验，当我们创作时候，也许并非从阶级的层面思考问题，而是从生活的细节和戏剧性中去建造文本，但阶级问题最后却被很明白地揭示了出来。这是一部优秀作品的电影的可信性，它总是在向我们吐露生活的真相，让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新阶段上去了。

二

在阶级问题的强化之外，我们还能发现最近的其他两个倾向，一个是女性主义文本的泛滥，另外一个是弑父主题。最近的《封神第一部》将弑父主题十分强烈地展示了出来。这部电影被看作中国电影工业水准的新里程碑，其中展现了制作人员的技术雄心，而这些工业技术都致力于渲染杀父的快感，因此获得了最多的好评。导演要让观众和3000年前的人物产生认同，需要剧本的打磨、演员的选择和造型的设定，需要高超的电脑绘画技术，当然更需要颜值。关于这部影片中年轻演员的漂亮外形，一直是电影宣传的重点。在《封神第一部》里，人间公义和颜值正义一起成吨地砸来，让人感觉你我就是杀伐的主人公。

可以说导演是深谙如何与观众互动的技术的，他把握了让观众获得满足的心理学，当然，电影也暗藏着时代精神和当下性。这部《封神第一部》，父子关系是其中的核心关系，这一点观众很容易解读出来。导演在访谈里也强调这是一个关于家庭的中国故事，他也宣称，这是一次富于中国文化意识的创作。将这个神话叙事置于一个中式家庭结构里进行，或许可以看作有效的电影策略。但其实导演的这些表白和诉求，笔者很多都不认同，所谓纯粹的中国美学，其实是不存在的，另外，如果说把大历史置于家庭关系框架内就是中国式的，那《哈姆雷特》不也是如此叙事的吗？

如果这算导演的某种政治表态和生存策略，他要迎合“中国学派”的建设，我也许是理解的，虽然觉得这很无聊。但就影片本身来说，它还是颇为令观众满意的。《封神第一部》里的父子关系是核心，但这些父亲是商王，是四方诸侯，所以它是一部关于宏大政治和权力欲望的故事。为了强化弑父的主题，影片甚至让四方诸侯的质子与商王也建立了类似于父子的关系。

父亲在这里就不仅仅是血缘父亲，它更成为不正当的权力和欲望的化身，杀掉他就成为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弑父，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主题，因此这部电影涉及政治伦理的多重处理。观众在流传一些台词，“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你是谁，才重要！”这是来自开明的父亲的教导，他教给儿子“弑父”的正确方式。“天下不是商王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句话让我想起毛泽东《湘江评论》上发表的一段名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在当代中国电影的文化谱系里，弑父也是一个重要的母体，先是很多第五代导演热衷于此，到了第六代，王小帅和张杨的电影中，父子都在剧烈地对抗，这成为了当代电影文化的某种传统。这个传统在此前几年一度被中断，我曾以“父亲归来”，概括之前影院电影的文化倾向。这些年的影片不自觉地表现出了某种对于父亲的渴望，以及对于父亲位置的认同，我们不仅仅可以从那些主旋律大片中看到这一点，一些商业制作也经常体现这种倾向，比如商业成绩颇佳的《人生大事》等影片中，父子的和谐是影片的矛盾获得解决的时刻。比较有趣的是，在笔者经常参与的民间影展中，也经常看到电影中的“渴望父亲”的主题，有策展人前些年对我说，他发现今年电影的主题就是“找爸爸”，很多年轻作者的处女作都在呈现这一主题。

有趣的是，去年我在一个叫做“HiShots！”的短片节做评委，我看到的第一个短片就是这样的主题。一个男生性格暴戾殴打了另外一个男生，影片为此提供的解释是这个男生家庭破碎，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男生受伤了，他来到另外一个男生家里，得到对方父亲的很好的照顾，他被感化了。这部电影的走向也十分明显，这个暴戾的男生找到了一个好爸爸，而好爸爸意味着良好的生活秩序，心灵由此获得了归宿。这样的叙事当中，个人的主体性被贬低了。年轻人似乎都在渴望权威的庇佑，当他们在社会上找不到依靠，他们希望得到渴望家庭的保护。这里面也许包含了某种绝望，社会失序，没有为孤独的年轻人提供任何出口。

至少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电影中“父亲归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父亲回归，也许意味着权威主义的回归，意味着大家对于无力改变的权力关系的无奈认同。《封神第一部》可以说标志着一个强大的转变，而且这部电影将弑父与弑君直接加以联系，“父亲”在当下电影中成为一个最为值得研究的符号。而最近几年女性主义迅速发展，这股思潮其实也在针对父权，是另外一种弑父。电影文化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就是如此的紧密。人们的创作心理无可置疑地与外部世界进行着紧密的互动与联结。

三

女性主义也许是这些年来唯一仍然可以合法占有流量的文化领域，我们以前会认为，这样的单独被允许，其实是对于社会力量的瓦解，后来我们逐渐明白，女性主义并非仅仅是针对异性，它其实是针对一切强权。很显然，最近几年的女性电影在唤醒女性更深层次的觉醒，而女性意识的进步不单属于女性，它必然带动整体社会意识和观念水位的提高。也可以说，女性主义是在培养一种敏感，绝不仅仅在男女性别框架内，而是培养针对一切压迫性结构的敏感。

最近中国院线上映的《芭比》是一部好莱坞电影，它在中国电影院放映并有着热烈的反响，它成为我们精神现实的一部分。这部电影是专事玩具制作的安泰公司的一次商业转型，他们希望将自己的芭比娃娃打造成影视的IP，安泰公司其实时刻都渴望干预本片导演格蕾塔?葛韦格的创作过程。这是一个借助于全球女性主义风潮而制作的电影，是女性主义的商业化，我们并不排斥这种商业化，商业性的好处是它能够带来更为广泛的观念渗透，坏处是它在多方面掣肘之下，只能是保守的、有限的表达。

一个芭比娃娃忽然脱离了统一的生活，开始思考死亡的含义，她的脚也从穿高跟鞋的固定姿势而变成脚跟着地，这让它在芭比乐园中变得另类，她要离开乐园，去寻找原因，找到最初的制造它的人，以进行自我的修复。由于芭比娃娃和西方女性生活的紧密关系，西方女性显然更容易捕捉到其中的幽默之处，但它在中国的票房成绩也还不错。总体来说，这部影片是温和女性主义的，它的女性主义内涵仍然停留在“女人也可以”、“寻找女性自我”的层面上。在结尾处，芭比从创始人那里得知，自己其实并没有被设限，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而芭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医院妇产科，她显然要为自己添加一个性器官，她要变成一个RealWoman，处在今天的女性主义发展水位上的人们，都会觉得这个行为的落后性，因为芭比仍然要在男女二元性别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幸福。

也有人质疑，《芭比》和芭比娃娃的整个设定，都需要从根本上被质疑，女性为何需要通过别人设定的介质（娃娃）来确认自己的主体性？男孩似乎就不需要这个介质娃娃。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芭比》中的女性主义表达过于平庸，让人不满足，但还是有很多男性表达了对于这部影片的愤怒。而对于一般大众来说，这一切也许刚刚好。让数量众多的中国市民在院线中看到这种女性主义直白而密集的表达，的确会是一场意义非常的洗礼。

《芭比》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的女性主义表达是那么地集中和专注。相对来说，国内院线电影中的女性主义倾诉，则更晦涩地铺展在家庭叙事里面。我所想到的中国院线的女性主义电影，多是女性导演——殷若昕的《我的姐姐》、杨明明的《柔情史》、杨弋枢的《之子于归》，杨荔钠的《春潮》、《妈妈！》也是非常独特的女性电影，导演对于具体的男性是友好的，家庭精神结构的毁灭和扭曲不是来自于具体的男人做错了什么，而是来自于权力所造成的结构性灾难，比如《妈妈！》中在特殊年代女儿对于父亲的揭发等等，杨荔钠的电影宗旨更为高远，它指向了无法回避的政治史和权力制度，而非某一个“渣男”。

在当下院线中男性制造的影片中，对于女性的态度也变得非常谨慎。很多电影中遇到男女性别议题，都会妥善地加以处理。反面的例证比如《满江红》，大家还记得女性电影人对该片中女性角色设定的讨伐吗？他作品中的女人妖冶、风骚，深明国家大义，将为男人守贞操看得比命重要，妥妥的男权设定。而《满江红》中让主角随意处死一个人物而毫无心理负担，这都显示了创作者潜意识中的面对他人的态度，不仅仅是面对女人。我称这种叙事为“渣男叙事”，这里的渣男是指创作者。中国电影舆论界对于渣男叙事的敏感和不放过，也制造了一个很好的文化生态。也许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正确，但这样说话的人，忽略了我们在权力进取道路上艰难而曲折的行进，艺术放纵的潜台词也许是我们心灵的粗糙和野蛮。

近日出现在First影展的《这个女人》，可以说是一个女性主义的激进文本。她讲述了一个已婚年轻妈妈先后和几个男性谈恋爱的故事。这样的介绍本身也许已经足够具有冒犯性了。这个年轻母亲的丈夫，在影片中被呈现为一种若有若无的存在，年轻母亲在家里带孩子，做饭，给孩子穿衣服，还要去买房子，解决家庭财务问题，男性则在一旁冷漠地看着，就像一个旁观者。这个女性也毫无心理负担地在和其他男性玩暧昧，他们在南方的海边玩耍甚至上床，享受着恋爱的感觉，因为她说她喜欢恋爱的感觉。显然，她的丈夫早已经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向她提供这一切了。

这部影片的拍法是伪纪录片式的，当然也借用了在现实中纪录的部分，但因为被编织进一个文本中，所以最初的含义也已经被更改。在影片的最后，女主角为自己这样辩护：导演问她，如果你丈夫知道了这一切，你该怎么办？她说，就好像男人出轨，大家总是会劝女人，男人都这样，你就稀里糊涂的过吧，所以我也希望他稀里糊涂地过。

本片的导演是阿烂，一个年轻的女导演。这部电影在西宁first亮相，是第一次接受华语观众的检验。我是本片的监制，在去西宁前，我告诉导演和制片人，认为这部影片一定会引爆first，我的意思是它很可能会遭到批评，但没有想到的是，影片得到了年轻观众的欢呼。我认为这是一个激进女性主义的文本，因为这种人物在生活中也许并不少见，但是在电影文本中出现却是第一次，所以它是一部可以写入电影历史的女性电影文本。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叫《ThisWom－an》，由于它在FIRST影展出现并得到青年观众们的认可，深得青年精神，所以我觉得影片可以改名叫FirstWoman。

映后的聚会上，朋友们的反响让我十分意外，有好几位男性对我说，这部影片并不激进。看来，这部电影点燃了观众挑战伦理的热情，尤其是那些叶公好龙的男人们。有人说，现在这个女性的行为是在模仿男性，如果这个女主角设定为她深受丈夫的喜欢，被丈夫热烈的爱着，但仍然出去找别的男人，那就更棒啦。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而且电影仍然需要这个人物的自洽性。片中的女子并不是一个高举主义旗帜的知识分子，她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在她的面前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她的婚姻生活在家人的督促下已经形成，她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规划和享受自己的人生。而且，事实上，她也并不是一个以男性为模版的女人——男人出轨，所以我也要这么做。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于和不同男性交往中的投入和甘之如饴，她喜欢恋爱的感觉，而这本来在家庭中是难以寻找到的。另外，她也不可能彻底超脱于当下社会的伦理追问，所以她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一个理由，也符合逻辑。

我们不能要求这个角色成为你想象的女性主义理想人物。这个人物的意义在于，她对于男权社会的冒犯与挑战是十分具体的。有人说，这叫什么激进，有些女子拒绝婚姻，拒绝做生育机器，岂不是比这个女人更为激进？但我觉得这对于男人来说，都是相对抽象的，并不能真正冒犯到某个具体的男性。但《这个女人》中的女子是最普通的人，不是某个意见领袖，不是大学教授，或某个被大家所熟知的女性主义名人，一个最普通的邻家女性或与你朝夕相处的自家女性是这一系列行动的发出者，这也许是最令人愕然的。而这部电影的意义还在于，它将一个隐形存在的社会规则，公开宣布和刻画了出来。很多事物，它存在但却不能说出，一说出来就会构成这个世界瓦解的先兆，这就是它的革命性之所在。

出入于电影院，在不同的地区，与不同的人，一起组织映后的聚会，我们互相看见和听见，或彼此渗透或自我调整，丰富的电影，让我们获得了交流的谈资，获得了切磋问题和交流观点的重要介质。我想，所谓的电影院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公民精神，一种借助于共同的媒介而联结在一起的人们，他们的思想因电影而重新活跃起来，重新感受到了生命的乐趣，这也是所谓电影院精神的本质。